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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達、雅”與翻譯理論
自從嚴復在《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以來，“信、達、雅”就成為中國古代翻譯理論探索的濃縮，又成為近現代翻譯研究爭議的焦點。有人稱之為原則，有人稱之為理論，也有人稱之為標準。譯界時賢各抒己見，評價有貶有褒，但至今仍未有一家之說能夠超越它。因此，有人說研究“信、達、雅”，就是研究中國全部的翻譯理論。由此可見“信、達、雅”對我國翻譯有著如何重大深遠的影響。
透過譯界人士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信、達、雅”的不同評價，可以看到我國翻譯理論的成長與發展。新譯時期，譯論史上的批評、爭辯熱鬧非凡。陳西瀅、瞿秋白對“信、達、雅”提出質疑，林語堂提出“忠實、通順、美”的標準，但是這些基本上沒有超出“信、達、雅”的範疇。解放後，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譯界就翻譯標準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一方面提出“‘信、達、雅’的辯證統一”，另一方面認為“信、達、雅”完全不行。傅雷提出了“形似神似”，錢鐘書提出“化境”的翻譯標準，使譯學研究更加深入。這個時期在翻譯理論界註意應用辯證法來分析問題。俆永瑛認為“信”（客觀的、有效的）是初級的“達”，“達”是高一級的客觀的“信”，而“雅”是極高度的“信”和“達”。
真正迎來我國譯界春天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年。這一時期，引進的各種文化思潮，為中國的翻譯理論界註入了新鮮血液。我國譯學繁榮發展，流派紛呈，見解各異。關於“信、達、雅”，大多數論者不贊成簡單地否認或拋棄，而應該采取修訂或重新解釋的方式。黨元從語言學角度進行翻譯：“信”是語義對等，“達”是行文對等，“雅”是功能對待。烏傳袞認為嚴復提出了一整套相當完整的翻譯理論，除翻譯標準外，還涉及翻譯態度、譯者素質、術語定名原則、翻譯與出版、譯才培養等。趙秀明認為嚴復首創的“信、達、雅”作為“譯事楷模”，將翻譯中的辭意美學推向極致。李欣強調以文無所謂清楚、固定含義的同時，也就是強調了譯者的創造性及主觀能動性。
同時，這一時期譯界對於“信、達、雅”有了更客觀、更全面的認識。沈蘇儒說：“‘信、達、雅’是嚴復翻譯經驗的總結、提煉和概括”，它是反映了而不是提示出翻譯的客觀規律。由於它反映了（盡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這一規律，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對現實的指導意義，至今還有其生命力，但由於它並未提示出這一規律，因此它缺乏科學的精確性、深刻性和規範性。
孫致禮說，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翻譯已不再僅僅是雙語間的語言信息轉換，而是一種“文化傳真”，即把原語中所蘊含的所有文化信息盡量完備地傳達到譯語中去。可喜的是這一時期，我國的譯界開始走出以傳統的“怎樣譯”為標誌的翻譯技巧的研究，在繼承傳統譯論和吸收外來翻譯思想的基礎上，深入到翻譯的原理、標準、單位、層次、翻譯批評、翻譯教學等諸多方面，並將語言學、符號學、篇章分析學、對比語言學、文化學等眾多相關學科的最新研究應用於翻譯研究。
新時期我國翻譯界百花齊放，異彩紛呈。而我國翻譯體系的完善還需譯界人士折不懈努力。正如楊自檢所說，譯學學科的發展，依賴於研究者在繼承性研究；二是對外國譯學的借鑒性研究是對翻譯實踐和翻譯教學中新問題的探索性研究。只有這三者研究深入並結合好了，才可能從經驗與技巧逐漸升華為具有科學性的譯學理論。
自從嚴復在《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以來，“信、達、雅”就成為中國古代翻譯理論探索的濃縮，又成為近現代翻譯研究爭議的焦點。有人稱之為原則，有人稱之為理論，也有人稱之為標準。譯界時賢各抒己見，評價有貶有褒，但至今仍未有一家之說能夠超越它。因此，有人說研究“信、達、雅”，就是研究中國全部的翻譯理論。由此可見“信、達、雅”對我國翻譯有著如何重大深遠的影響。
透過譯界人士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信、達、雅”的不同評價，可以看到我國翻譯理論的成長與發展。新譯時期，譯論史上的批評、爭辯熱鬧非凡。陳西瀅、瞿秋白對“信、達、雅”提出質疑，林語堂提出“忠實、通順、美”的標準，但是這些基本上沒有超出“信、達、雅”的範疇。解放後，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譯界就翻譯標準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一方面提出“‘信、達、雅’的辯證統一”，另一方面認為“信、達、雅”完全不行。傅雷提出了“形似神似”，錢鐘書提出“化境”的翻譯標準，使譯學研究更加深入。這個時期在翻譯理論界註意應用辯證法來分析問題。俆永瑛認為“信”（客觀的、有效的）是初級的“達”，“達”是高一級的客觀的“信”，而“雅”是極高度的“信”和“達”。
真正迎來我國譯界春天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年。這一時期，引進的各種文化思潮，為中國的翻譯理論界註入了新鮮血液。我國譯學繁榮發展，流派紛呈，見解各異。關於“信、達、雅”，大多數論者不贊成簡單地否認或拋棄，而應該采取修訂或重新解釋的方式。黨元從語言學角度進行翻譯：“信”是語義對等，“達”是行文對等，“雅”是功能對待。烏傳袞認為嚴復提出了一整套相當完整的翻譯理論，除翻譯標準外，還涉及翻譯態度、譯者素質、術語定名原則、翻譯與出版、譯才培養等。趙秀明認為嚴復首創的“信、達、雅”作為“譯事楷模”，將翻譯中的辭意美學推向極致。李欣強調以文無所謂清楚、固定含義的同時，也就是強調了譯者的創造性及主觀能動性。
同時，這一時期譯界對於“信、達、雅”有了更客觀、更全面的認識。沈蘇儒說：“‘信、達、雅’是嚴復翻譯經驗的總結、提煉和概括”，它是反映了而不是提示出翻譯的客觀規律。由於它反映了（盡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這一規律，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對現實的指導意義，至今還有其生命力，但由於它並未提示出這一規律，因此它缺乏科學的精確性、深刻性和規範性。
孫致禮說，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翻譯已不再僅僅是雙語間的語言信息轉換，而是一種“文化傳真”，即把原語中所蘊含的所有文化信息盡量完備地傳達到譯語中去。可喜的是這一時期，我國的譯界開始走出以傳統的“怎樣譯”為標誌的翻譯技巧的研究，在繼承傳統譯論和吸收外來翻譯思想的基礎上，深入到翻譯的原理、標準、單位、層次、翻譯批評、翻譯教學等諸多方面，並將語言學、符號學、篇章分析學、對比語言學、文化學等眾多相關學科的最新研究應用於翻譯研究。
新時期我國翻譯界百花齊放，異彩紛呈。而我國翻譯體系的完善還需譯界人士折不懈努力。正如楊自檢所說，譯學學科的發展，依賴於研究者在繼承性研究；二是對外國譯學的借鑒性研究是對翻譯實踐和翻譯教學中新問題的探索性研究。只有這三者研究深入並結合好了，才可能從經驗與技巧逐漸升華為具有科學性的譯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