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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雅”与翻译理论
自从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信、达、雅”就成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又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争议的焦点。有人称之为原则，有人称之为理论，也有人称之为标准。译界时贤各抒己见，评价有贬有褒，但至今仍未有一家之说能够超越它。因此，有人说研究“信、达、雅”，就是研究中国全部的翻译理论。由此可见“信、达、雅”对我国翻译有着如何重大深远的影响。
透过译界人士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信、达、雅”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到我国翻译理论的成长与发展。新译时期，译论史上的批评、争辩热闹非凡。陈西滢、瞿秋白对“信、达、雅”提出质疑，林语堂提出“忠实、通顺、美”的标准，但是这些基本上没有超出“信、达、雅”的范畴。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译界就翻译标准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一方面提出“‘信、达、雅’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认为“信、达、雅”完全不行。傅雷提出了“形似神似”，钱钟书提出“化境”的翻译标准，使译学研究更加深入。这个时期在翻译理论界注意应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俆永瑛认为“信”（客观的、有效的）是初级的“达”，“达”是高一级的客观的“信”，而“雅”是极高度的“信”和“达”。
真正迎来我国译界春天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这一时期，引进的各种文化思潮，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我国译学繁荣发展，流派纷呈，见解各异。关于“信、达、雅”，大多数论者不赞成简单地否认或抛弃，而应该采取修订或重新解释的方式。党元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翻译：“信”是语义对等，“达”是行文对等，“雅”是功能对待。乌传衮认为严复提出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翻译理论，除翻译标准外，还涉及翻译态度、译者素质、术语定名原则、翻译与出版、译才培养等。赵秀明认为严复首创的“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将翻译中的辞意美学推向极致。李欣强调以文无所谓清楚、固定含义的同时，也就是强调了译者的创造性及主观能动性。
同时，这一时期译界对于“信、达、雅”有了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沈苏儒说：“‘信、达、雅’是严复翻译经验的总结、提炼和概括”，它是反映了而不是提示出翻译的客观规律。由于它反映了（尽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规律，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至今还有其生命力，但由于它并未提示出这一规律，因此它缺乏科学的精确性、深刻性和规范性。
孙致礼说，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翻译已不再仅仅是双语间的语言信息转换，而是一种“文化传真”，即把原语中所蕴含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完备地传达到译语中去。可喜的是这一时期，我国的译界开始走出以传统的“怎样译”为标志的翻译技巧的研究，在继承传统译论和吸收外来翻译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到翻译的原理、标准、单位、层次、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诸多方面，并将语言学、符号学、篇章分析学、对比语言学、文化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应用于翻译研究。
新时期我国翻译界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而我国翻译体系的完善还需译界人士折不懈努力。正如杨自检所说，译学学科的发展，依赖于研究者在继承性研究；二是对外国译学的借鉴性研究是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只有这三者研究深入并结合好了，才可能从经验与技巧逐渐升华为具有科学性的译学理论。
自从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信、达、雅”就成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又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争议的焦点。有人称之为原则，有人称之为理论，也有人称之为标准。译界时贤各抒己见，评价有贬有褒，但至今仍未有一家之说能够超越它。因此，有人说研究“信、达、雅”，就是研究中国全部的翻译理论。由此可见“信、达、雅”对我国翻译有着如何重大深远的影响。
透过译界人士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信、达、雅”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到我国翻译理论的成长与发展。新译时期，译论史上的批评、争辩热闹非凡。陈西滢、瞿秋白对“信、达、雅”提出质疑，林语堂提出“忠实、通顺、美”的标准，但是这些基本上没有超出“信、达、雅”的范畴。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译界就翻译标准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一方面提出“‘信、达、雅’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认为“信、达、雅”完全不行。傅雷提出了“形似神似”，钱钟书提出“化境”的翻译标准，使译学研究更加深入。这个时期在翻译理论界注意应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俆永瑛认为“信”（客观的、有效的）是初级的“达”，“达”是高一级的客观的“信”，而“雅”是极高度的“信”和“达”。
真正迎来我国译界春天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这一时期，引进的各种文化思潮，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我国译学繁荣发展，流派纷呈，见解各异。关于“信、达、雅”，大多数论者不赞成简单地否认或抛弃，而应该采取修订或重新解释的方式。党元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翻译：“信”是语义对等，“达”是行文对等，“雅”是功能对待。乌传衮认为严复提出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翻译理论，除翻译标准外，还涉及翻译态度、译者素质、术语定名原则、翻译与出版、译才培养等。赵秀明认为严复首创的“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将翻译中的辞意美学推向极致。李欣强调以文无所谓清楚、固定含义的同时，也就是强调了译者的创造性及主观能动性。
同时，这一时期译界对于“信、达、雅”有了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沈苏儒说：“‘信、达、雅’是严复翻译经验的总结、提炼和概括”，它是反映了而不是提示出翻译的客观规律。由于它反映了（尽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规律，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至今还有其生命力，但由于它并未提示出这一规律，因此它缺乏科学的精确性、深刻性和规范性。
孙致礼说，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翻译已不再仅仅是双语间的语言信息转换，而是一种“文化传真”，即把原语中所蕴含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完备地传达到译语中去。可喜的是这一时期，我国的译界开始走出以传统的“怎样译”为标志的翻译技巧的研究，在继承传统译论和吸收外来翻译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到翻译的原理、标准、单位、层次、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诸多方面，并将语言学、符号学、篇章分析学、对比语言学、文化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应用于翻译研究。
新时期我国翻译界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而我国翻译体系的完善还需译界人士折不懈努力。正如杨自检所说，译学学科的发展，依赖于研究者在继承性研究；二是对外国译学的借鉴性研究是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只有这三者研究深入并结合好了，才可能从经验与技巧逐渐升华为具有科学性的译学理论。